01 3岁宝宝看的编程书都上架了
在世界计算机发展史上，1984年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份。

这一年，苹果首次发布了麦金托什电脑（MAC）——一款即将改变世界的科技产品；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做起」的口号。

个人计算机浪潮的载体有了，大洋两岸的社会氛围感也开始露头。在北京，中国计算机学会举办了第一届「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竞赛」，报名的孩子有8000人之多。

在纽约，一名同样受到计算机浪潮感召的牙医，给自己买了第一台办公电脑。后来，他又给自己的四个孩子各买了一台电脑，其中一个儿子是在10岁生日时收到的这份礼物。



那个幸运的小男孩很快发现了自己在编程方面的天赋。每个放学后的下午，他都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脑前练习编程。对别人来讲犹如天书的代码，他很快可以掌握。

惊喜之余，父亲专门聘请了一名计算机工程师给儿子「开小灶」。小男孩进步神速，很快就能独立完成复杂编程甚至自编工具软件，成为附近小有名气的神童。

10年后，他成为了Facebook的创始人，以及中国编程培训机构中时常出现的硅谷偶像之一。

经常与扎克伯格「同框」的，还有9岁学编程的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10岁学编程的乔布斯，11岁学编程的比尔·盖茨。这些商业宣传中掺杂了不易察觉的因果谬误，似乎想要暗示小时候学编程是通往未来商业成功的一条捷径。



不过对于出生于资源丰饶时代的00后、10后而言，成功正在慢慢告别单一刻板的定义，编程真正能通往的其实是「数字化原住民」的向外探索与自我表达。

这种探索只能由兴趣驱动，与功利化的应试教育无关。所以在近期涌现出的一批优秀少儿编程作品中，我们时常能看到超乎成年人想象的浪漫与敏锐。

在第五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的获奖选手中，有渴望拥有一张火星船票的小星际迷李梓墨。他认真研究过火星沙尘暴对中国主导建立的火星国际基地的困扰。

在火星上，沙尘暴可以形成长达几周时间的沙尘塔，不仅影响太阳能电池板的正常工作，还会扰乱火星表面的通行，进而影响火星探测工作。

利用AI技术，李梓墨和小伙伴共同设计创作了「星辰号」火星车队模型。那些像一个小型机器人的车队，搭载了摄像头、红外线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光电传感器、舵机、显示屏、触摸控制屏、及时定位和地图创建技术，它们可以领到诸如清除火星表面沙石路障、清理太阳能电池板沙尘等不同类型的任务。

另一名中学生周捷凯，利用小程序设计出一款名为「土星登陆」的小游戏，通过让人们了解宇宙知识，收集陨石碎片，清理太空垃圾来实现通关。

这个游戏中包含着一个12岁少年对宇宙的终极浪漫。早在2019年，NASA轨道碎片计划办公室就曾作出警示，在距地球表面约1250英里的范围内，有23,000多件大于10厘米（4英寸）的碎片，或者说太空垃圾。

就在各国政府为如何清理太空垃圾争吵不休的时候，一个孩子能想到在游戏中、通过做任务去消解这一太空危机。这个创意本身已经给比赛评委——那些写过多年代码的程序员们，奉上了一丝惊喜。

受益于互联网的崛起和人工智能的普及，这两年青少年编程在世界范围成为新的浪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Sonia Livingstone在《数字未来中的育儿》一书中，邀请英国父母们去思考数字技术在孩子们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发现，加入编程俱乐部就是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数字化未来的一种重要的途径，甚至有家长将编程视为新时代的拉丁文。

国内的编程教育甚至更为「激进」。如果在电商平台搜少儿编程，你可以找到整套《宝宝的编程学》，适合阅读年龄3岁+；《孩子看的编程启蒙书》，适用年龄5-10岁。



我们似乎不必担心这种浪潮会演化为一种新的教育内卷或者鸡娃，只能说，越来越多的家长们开始意识到编程教育的重要性。

02 「被看到」的引力
美国学者雪莉·阿恩斯坦通过对多国社会参与状况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该理论将公民社会参与程度依次划分为：假参与、表面参与、深度参与。调查结果显示，未成年人对互联网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表现出了强烈的诉求。

如果说语言文字是传导思想的载体，那么在数字化时代，代码就是00后、10后与真实世界平等对话的一种工具。

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网民数量超过2亿人，网络普及率达95%，远高于成年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内容创作是他们自我表达、实现个体价值的重要方式。数据显示，至少有27%的未成年人在互联网社交平台制作并发表过原创内容，如短视频、图文、表情包等。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内容创作是他们自我表达、实现个体价值的重要方式。但是在舆论传播空间里，受关注的是年轻人的思考和喜好，占据媒体头条的总是诸如「这届年轻人爱上剧本杀/飞盘/摩托/陆冲」的现象观察；老人、孩子的声音则成了沉默的螺旋。



代码世界则是另一套运行规则。在这里，年龄、地域从来不是问题，灵感、好奇心和创造力才是最大门槛。

12岁的山西太原少年郭惟一，小小年纪就有了自己的网站、公众号和三款小程序。小学毕业之际，他给班级开发了一款同学录小程序，将小学的美好记忆以小程序的形式保存到了班级同学的微信里。凭借这款作品，郭惟一也在2019年受邀前往广州，参加首届全国青少年微信小程序编程创意营。

上海封控期间，有个父母当「团长」的孩子通过一款「采购小能手-一键式接龙转excel小程序」，让团长们可以更高效地汇总群里的接龙数据。

这名小程序员很早就学过C++。他的最新目标是争取上线微信小程序，供用户正式使用。对于这些小程序员而言，具备普适性的应用价值或许是最大的褒赏。



这群年仅十来岁的小程序员也可以产生「破圈」效应。比如B站上有个人气很高的小学生UP主「Vita君」从8岁起，就开始在B站上传编程教学视频，短短两个月，就收获了5万粉丝。

对于他发的那些视频，有网友直言：不敢说Vita君的水平有多高，但他的讲解细致清晰，在许多地方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曾有外界声音质疑「Vita君」被「揠苗助长」，他的爸爸淡定地告诉媒体，编程让「Vita君」有了超前的数学和逻辑思维，也培养了他的思考力。

这或许是因为编程在鼓励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的同时，又给了他们把想象变为现实的工具。正如教育学者郭初阳所言，好的教学是让学生关注真实的生活、展开真实的调查、结合自己思考从而有一个真实的应用。

之前有媒体报道，广东小学生戴书维，曾利用小升初的暑假，在别的同学们都去补课的时候，她闷在家里开发了一个小小体重秤的小程序，目标是帮助家人监控体重。

过程其实并不顺利，她运用了可视化软件，仍有一些问题自己难以解决，需要爸妈的指点，但这并没有让她感受到挫败，「遇到问题，我会像把它拆成模块，逐一安排，逐一解决。」

正如乔布斯生前所宣扬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一门编程语言。学习编程教你如何思考，就像学法律一样并不一定要为了做律师，但法律教你一种思考方式。我把计算机科学看成是教育，每个人都应该花至少一年时间学习编程。」

03 敲代码，有可能如铅笔写字一样简单吗？
每个人都学习一门编程语言，这当然只是乔布斯期待中的理想状态。

在兴起于美国的第一轮编程浪潮中，那些硅谷大佬少年时期的「神童」经历背后，其实多少都隐藏着你不知道的「门槛」。

少儿编程培训机构只说乔布斯10岁接触编程，但不会告诉过你，乔布斯家当年就住在硅谷附近，他的一些邻居就是惠普工程师。他12岁时就有跟惠普CEO电话交流和寻求研发帮助的机会。

扎克伯格10岁时拥有的那台昂贵电脑，也不是普通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得起的礼物。至于马斯克，他的父亲同样在儿子的计算机启蒙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反观国内，最早接触代码的孩子中，很大一部分也与家庭背景有关，比如家庭成员里有程序员、老师或者科技从业者。像「Vita君」的父亲，是一名曾经参加过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全栈程序员。他们对编程有天然的亲近感和价值认同。

在编程从小众兴趣爱好走向主流教育技能的过程中，观念和社会土壤开始发生化学反应。家长们或许不期许孩子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下一个扎克伯格，但都希望为孩子提供多一种自我探索的可能性。尤其是当很多父母意识到，要把互联网原住民与电子产品彻底隔绝几乎是西西弗斯式的结果后，主动学习编程也成了一种疏导手段。



尤其在小程序应用兴起后，国内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小扎克伯克」。以5亿日活的微信小程序为例，上面的小程序已突破300万，且00后、10后开发者的比例正在逐年提高。

「编写代码对有些孩子来说，也许可以便利到像用铅笔写字一样。」在9月20日举行的「以梦为码 无界共生」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峰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金亚秋乐观预言。

至于如何让更多稚嫩的、甚至没有编程背景的孩子上手写代码，甚至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离不开校内教育、开发者生态与社会氛围的共同作用。

这其中最有发言权的是教育工作者。在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教育峰会上，多名上海教育工作者爆了不少「料」。

人工智能教育基础设施的缺位，影响着编程的普及效率。有老师现场提出，有没有可能把研发工具、编程课程、教学视频、甚至赛事报名入口都沉淀在一个平台上，形成模块化服务？理论上这种模块可以避免重复造轮子，让各地的授课老师、学生各取所需，就像当下办公软件内提供的各种小模块服务。

「种子老师」不足，也是人工智能教育难以普及的掣肘，教育工作者们希望校内校外联动，推行「双师制」，由校外组织比如微信「绿苗计划」、中福会少年宫等帮忙培训更多的「种子老师」，或者对小程序员们进行校外集中培训。

还有培训老师对比了国内外编程赛事的模式差异：在参与国际赛事的时候，国内的种子选拨流程跟竞技体育有得一拼——先是学校老师带领学生课外集训，通过市区选拨的参加「国家队」冬令营、夏令营，再从中「掐尖」，选送到国际赛事当中，「有参赛机会的学生少之又少」。



而国外基本上是学生主导，自己感兴趣就可以报名，所有报名者在网上统一竞技、一层一层进阶，有关机构顶多指导一两次，「这样的培训或许在比赛上比不过我们，但那些孩子因为热爱这件事，后期可能走得更远。」

这些细碎的「痛点」拼在一起，呈现出来的一层现实，即普及编程及人工智能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看得出来，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令人惊喜的是，来自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等领域的有识之士，已经对此有了相当深刻的思考和讨论，并将之付诸行动。微信研发出了低门槛、易开发的小程序编程工具包，可以让更多青少年接受信息技术的普及教育。金亚秋院士等享誉国际的顶级科学家，也愿意走到课堂当中，与热衷科技创新的青少年平等对话，共话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编程真的会像铅笔写字一样简单，小小程序员在那时也就不再会令人啧啧称奇。

「计算机普及从娃娃做起」在中国科技界回荡了38年。当人类社会逐步进入数字化时代，这句话也就收获了新的回音。

可口可乐为什么喜欢赞助体育赛事？

01品牌故事/体育刻进了DNA
在聊可口可乐和体育的故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可口可乐的品牌发展故事。

根据《可口可乐传》的官方记载，1886年5月，美国亚特兰大的药剂师约翰·彭伯顿调配了一种头疼药，成分中含有提神醒脑的古柯叶和可拉果，所以取名为coca-cola。

但其实背后的故事还要更复杂一点。古柯叶中含有咖啡因，因为具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被宣传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用古柯叶+葡萄酒调成的玛丽安尼酒风靡美国和欧洲，爱迪生等社会名流都是这种酒的忠实粉丝。

彭伯顿就是做出了这种古柯酒的山寨版，但是又因为当时亚特兰大禁酒，所以把配方里的酒改成了糖+苏打。其实从最初的配方来看，可口可乐因为含有太多的咖啡因和可卡因，更算是一种《瘾品》。19世纪80年代，也是保健品、秘方药的黄金年代，凭借会上瘾的特性，很多顾客都成为了回头客。

1888年，彭伯顿死于癌症，在此之前，他把可口可乐的秘方低价卖给了一个叫坎德勒的商人，这个商人认为这种饮品不能仅仅局限于「病人」群体，应该打开更广阔的市场，他也在广告推广方面下足了功夫。

他们将可口可乐的广告语设定为「可口可乐，美味清爽」，开始强调美味清爽的品牌特性，再搭配缓解头痛和精神疲劳的药品属性，让人欲罢不能。并且可口可乐也下足了血本，通过免费赠饮吸引民众品尝，并且每年都会采用30种广告形式，分发100多万份广告宣传品。1912年，他们的广告花费已经超过了100多万美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可口可乐几乎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国民饮料。

1923年，罗伯特·伍德鲁夫接手了可口可乐，他将全世界唯一一份可口可乐配方存到了银行保险柜中。

时至今日，还有一个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全世界真正掌握可口可乐配方的只有三个人，他们的身份绝对保密，他们绝不会将手中的三分之一泄露给其他人。可口可乐还严格要求这三个人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现，不能搭乘同一辆汽车、火车、飞机，以防止可怕的意外发生，导致绝密信息的失传。

伍德鲁夫也将可口可乐从亚特兰大推广到了全美，又从美国推广到了全世界。他先是在全国采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可口可乐，随后他又增设国际市场开发部，并开始将目光放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体育」领域。

02可口可乐和体育
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始，可口可乐就开始了在体育赞助领域的布局。当时，体育赞助的形态还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没有现在这么多花活儿。



可口可乐在当时采取的措施就是提供商品，抢占先机。他们先是在奥运场馆周围设立饮料售卖亭，并将超过1000箱可口可乐运到了赛场。

虽然足球不是美国的「第一运动」，但美国企业可口可乐却对足球格外青睐。有一种说法是从1930年第一届乌拉圭世界杯开始，可口可乐就成为了美国国家队的指定饮品。



20世纪30年代美国体育和文化的扩张传播和平、民主和可口可乐

从1958年开始，在世界杯比赛中投入大量的广告宣传成为了可口可乐的固定操作。 后来，因为世界杯、奥运会这 样的大型赛事商业化进程不断发展和完善，体育赞助体系逐渐被搭建起来，品牌 倾向于成为赛事的官方合作伙伴，提升影响力和销量。

1974年，可口可乐开始和国际足联合作，1976年，可口可乐正式成为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双方合作至今。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亏损10亿美元收官，当地政府接近破产，加快了奥运商业化的进程。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美国商人尤伯斯提出，在每个行业限定1家企业赞助，并设定最低400万美元的赞助门槛，在竞争中，可口可乐出价1200万美元打败百事可乐，成为奥运会的首批赞助商。

1985年国际奥委会提出全球合作伙伴的TOP计划，也就是在单一品类中挑选唯一企业授予五环标志使用权，可口可乐连续斥巨资成为TOP赞助商。

而可口可乐与奥委会的赞助合同已经持续到了2032年，算下来他们与国际奥委会的赞助合作已经持续了104年，也是奥运会历史上合作时间最久的合作伙伴。

除此之外，他们还和其他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开展了一系列有趣的活动。

2004到2010年，可口可乐成为了英冠、英甲和英乙的主要赞助商。2005年，他们面向这3级联赛中的72家俱乐部推出了一项名为「赢得一名球员（Win a Player）」的活动。它的具体流程是，球迷每天都可以pick一支球队并为他们投一票，最终从参与投票的球迷中选出一位幸运儿，这个人支持的球队，将独享25万英镑。

两次得票数最高的C位都是利兹联，但是最终，本队球迷因为没能中签而一个便士都没能拿到。

2007年，这项活动改成了「购买一名球员（Buy a Player）」。球迷只需要购买可口可乐或者零度可乐，就可以前往可口可乐官网输入外包装上的代码，每个代码都可以为俱乐部赢得50便士到10万英镑不等的奖金。改良后的活动更受青睐，因为它让每支球队都能有所收获。

球迷你一票我一票，pick一支球队送他C位出道（买人）。这不就是足球版创造101吗？原来选秀奶卡是从这来的。

而且，可口可乐对其他体育比赛也很用心。北美四大体育联盟、纳斯卡、NCAA甚至是草根比赛，可口可乐都曾经或正在对他们提供赞助。甚至在官网他们直接这么说：体育刻在了我们的DNA里。



03可口可乐，为何热衷体育赞助
盘点了可口可乐在体育方面的动作，他们到底为什么赞助了这么多体育赛事，我们先来盘一盘体育赞助的底层逻辑， 企业品牌花钱搭台办比赛图什么？

显而易见，一个是图比赛大型ip曝光量高，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与大型赛事捆绑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曾经健力宝因为成为了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一炮而红，家喻户晓。

第二是大家都默认，能上这么大平台，这肯定都是牌子货，再加上提到体育大家几乎没什么负面的评价，健康又高级，能给大家留个好印象，顺带提升品牌美誉度。

2020年，东京奥运宣布延期。失去线下营销活动机会，也无法打出知名度，再加上当时日本民众的反奥运情绪，折损了很多赞助商的合作热情。



而可口可乐如此热衷于赞助体育赛事，自然也离不开以上两点原因，不过事实证明，资本永远不会成为韭菜。

他们通过对体育赛事的赞助，确实收获了不错的收益。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可口可乐公司当年第三季度的盈利增加了21%，达到了9.67亿美元；而同期他们的竞品百事可乐，因为没有奥运会的权益利润下降了77%，只有1.14亿美元。

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可口可乐对旗下饮品零度可乐进行了改版。因为奥运会，零度可乐的品牌指数7月初时是6%，到了奥运结束时的8月底，已经涨到了17%。而根据尼尔森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中旬，可口可乐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25%。

大家常说：二流品牌卖产品，一流品牌卖理念。其实在近几年可口可乐的体育广告中，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他们想传递的那种容易感受到却很难表达的概念化的东西。

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工作、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压力不断上升，许多品牌喜欢用「吃这几种食物相当于吃毒药」这种恐吓式的文案制造焦虑，吸引大家的眼球，而可口可乐却反其道而行之，用阳光、积极的年轻人形象，制造出快乐、凉爽的场景，并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与圣诞老人联动，给人们留下欢乐、幸福的品牌印象，更是奠定了可口可乐快乐的基调。



而在体育的世界中，更是将碳酸饮料的刺激口感和体育赛事的刺激观感结合起来，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

2010年世界杯，除了狼姐的《Wakawaka》之外，大家可能还听过一首《Wavin’ Flag》，火星哥参与创作，被改编成17种语言。唱中文版的是张学友和张靓颖。

其实这首歌原曲表达的是歌手对故土的情感和爱，本来是一首苦乐参半的歌，但可口可乐邀请创作者克南改了歌词，变成了为世界杯量身定制的传递欢乐祥和的庆典曲目。

每个版本里都没有任何与可口可乐有关的歌词，MV里也几乎没出现过可乐片段，但却将可口可乐倡导的激情唱到位了。

最近，可口可乐为世界杯打造的新广告《Believing is magic》上线，这个广告延续了可口可乐自2021年起制定的「Real Magic」品牌理念，呼吁大家向周围的人传递畅爽、振奋的精神，尽情享受和拥抱每一个闪光的时刻。

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也期待今年年底的足球盛宴上，可口可乐带给我们的惊喜（或者是惊吓）



从可口可乐的故事中，我们也能看到， 体育在可口可乐的全球化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不能说是全部，但也一定是一家本地自嗨的饮品公司逐步走向全球的重要助力。